我一个人思念

1978年底，《今天》秘密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。作为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，它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关、出版社和大学区。两年后被警察查封，1990年夏天在海外复刊，直到此刻，在美国圣母大学举办纪念活动。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。历史似乎不能前瞻，只能回首，穿过岁月风尘，我们看到那几个围着一台破旧油印机忙碌的年轻人。而他们看不到我们。

《今天》在中国出现，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。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，在下沉中获得力量，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呐喊，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《今天》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，遍及美术、电影、戏剧、摄影等其他艺术门类，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。 

25年以来，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和早期《今天》相比，在海外复刊的《今天》面临着远为复杂的局面：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，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，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，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。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，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，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。没有想象与激情，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，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今天》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：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，而是语言的暴力、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。

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，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：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，还有一种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。

在这里我要感谢圣母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欢聚一堂。这并非为了告别的纪念，而是为了送《今天》远行。在这送行的行列中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专家，他们的激励与批评是一种动力，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危机迎接挑战。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五位美国作家，包括Maxine Hong Kingston, C. D. Wright, Robert Coover，Russell Banks and Michael Palmer。他们专程来参加《今天》纪念活动并为我们朗诵，以示对一份处于困境中的中文刊物及中国同行的支持。我相信，在大家的祝愿下，《今天》一定会走得更远，远到天边，直到和当年那些年轻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。
    
2006年3月19日
于Notre Dame